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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校长竺可桢在遵义

浙大校长竺可桢在遵义

  竺可桢(1890—1974)是我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,是地理学和气象学的一代宗师,也是科学救国和科学兴国的先行者。

  1936年4月25日,竺可桢先生在杭州接任浙大校长不久,为避日寇侵扰,带领上千名师生西迁办学,于1940年1月16日来到遵义,并在杨柳街碓窝井9号寓所一住就达6年零4个月之久。

  浙大到遵义后,由于经费短缺,加之物价飞涨,日子在艰难和困苦的双重煎熬中打发着。为和大家共渡难关,竺可桢每天早餐只吃一碗稀饭和一小碟盐水蚕豆,中、晚餐也鲜有油腥。山穷水尽时,只好将自己的麂皮大衣卖了贴补家用。

  在经费极端短缺的困难岁月里,竺可桢带头节约一切开支。浙大没有钱买汽油,竺可桢就很少动车,有急事也尽量少用。去重庆开会,好多次来回他都是找熟人搭便车,以省油费。遵义冬天阴冷,即使穿棉大衣、皮袄都会觉得受不了。可学校无钱买炭生火,竺可桢手脚都生了冻疮,严重时还化脓出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还坚持给学生上课、为研究生辅导,不辞辛苦地上贵阳下重庆联系工作。除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外,竺可桢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著书立说。他的“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”就是在极端艰难的1942年冬完稿的。

  香港沦陷前夕,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置大批滞留于香港的文化界、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于不顾,却安排专机载其家属和大小洋狗以及杂物30余件,自港飞渝。消息一经传开,舆论哗然。浙大学生愤慨万分,纷纷酝酿进行“倒孔”游行。1942年1月16日凌晨1时许,竺可桢得知浙大学生准备游行的消息后,非常支持,但又怕学生们受到军警镇压,立即去遵义专员公署见专员高文伯,要他约束军警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;又去步兵学校找该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,要他不要动用军警干涉游行。16日早上,竺可桢率部分教师来到学生集会地点何家巷。他高声对大家说:“你们要游行,我来领队。但要排好队伍,保持秩序,勿与军警冲突。”而后,游行队伍出发了,以浙大校旗为前导,竺可桢昂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。整齐的队伍自何家巷出发,到丁字口后沿大

  街北行,到汽车站折回到老城,最后在体育场宣读通电。“打到孔祥熙”、“铲除贪官污吏”等口号声一浪接一浪,震撼了整个遵义城。

  “倒孔”游行后不久,反动当局加剧了对浙大师生的迫害。竺可桢不向任何恶势力屈服,不顾个人安危,多次出面营救被反动当局无理逮捕的学生。

  1945年3月5日,浙大训导长、著名教授费巩前往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课。当日凌晨,费巩在千厮门码头突遭绑架,不知去向。这就是当年轰动大后方的“费巩失踪案”。竺可桢知道费巩“失踪”后,四处奔走进行营救。并上书国民党最高当局,要求彻查费巩失踪案。他还带头联名浙大教授打报告给教育部,要求寻找费巩,维护人权与正义。

  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后,他将内涵为“奋斗、牺牲、科学”的“求是”精神立为校训。西迁黔北办学期间,“求是”精神获得了认真实践。浙大在遵义办学的6年,是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硕果累累的6年,也是竺可桢胆识、才华淋漓尽致发挥的6年。浙大西迁黔北后,尽管生活和教学条件都十分艰苦,竺可桢仍十分重视教学质量,重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。在学校经费拮据、政务干扰不断、战事多变的情况下,学校规模不断扩大,科学研究蓬勃开展,许多研究工作都处于当时科学领域的前沿。1944年4月和10月,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以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身份,两次到地处黔北的浙大访问。李对浙大的进步大为赞叹,他说在如此困难条件下,在这穷乡僻壤之地,浙大学术空气如此之浓,科学成果如此之多,完全可与剑桥媲美。李约瑟回国后,在《自然》杂志上撰文写道:“在重庆与贵阳之间,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,可以找到浙江大学,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”。他发自内心地称赞浙大为“东方剑桥”。

  有人说,若把西迁办学的浙大譬喻成一支部队的话,那么,竺可桢既是统帅、又是马前卒;有人说,若把西迁办学的浙大譬喻成一艘在大海中迎风破浪的航船的话,那么,竺可桢既是谙熟航向的舵手,又是镇定自若的船长;还有人用朴素无华的语言说,竺可桢是“浙大保姆”。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。尽管说法不一,但对竺可桢而言,都名副其实。

  文/林茂前《遵义晚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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